今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达16.3%。

依靠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用先进技术装备农业，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培育优质、高产、安全的农作物新品种和健康、专用的动物新品种，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质量效益。要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重点，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十一五期间，不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框架体系，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使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有力巩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持续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坚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同时，多渠道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主体，发展种养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那么多，别人要把钱拿过来做投资，买房子、买股票，买债券，根本上进来也很难。

既然都是行政手段的结果，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板块和交易所？我就看不出来这背后的逻辑了，做这种基于行政手段的区分，能够带来的实际效果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有人说今天要终结孝道文化，终结养儿防老的那些东西，那中国以后靠什么？短期之内金融市场还并不是那么完美发达，所以短时间内还要靠这个。新加坡如果往制造业或者其他方面走，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中国和其他一些人口远远比他们多的国家把这些制造业的机会都拿走了，它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往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发展。换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发展这么快，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方方面面的交易量、贸易量都很多，按理说，资本市场的规模可以比现在更好。

原因是什么？本来有很多人不一定要买房子，但是现在每一个家庭还有一个指标可以去买一套房，于是本来不太想买房的人觉得房子现在变成稀缺资源，还是去买吧。我们讲对私有财产要保护，怎么样体现？就好像我看到李彦宏、马化腾每个人都有几百亿的财富，那我是不是可以转移出来50亿或者100亿呢？因为他钱那么多，大家都应该分一点。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多多少少会依赖家庭，依赖种族，血缘网络。我觉得这个不是实质性的问题。你有没有担心你的这些观点会被人攻击为经济学帝国主义？陈志武：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这样攻击了，不过我无所谓。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中国股市形似神不似的结局，变成了一个提款机。

新京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去年GDP不到5万亿美元，股市市值3万亿美元，在全球名列前茅了吧？陈志武：当然，股市的发展并不是说唯一受到媒体监督力度的影响。搞投资贪婪不是坏事新京报：最近有一部电影在全世界影响都比较大，就是《华尔街2》。换句话说，把上市融资的机会都留给大的国企以后，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榜样的力量。你对这个怎么看？陈志武：其实我对这些不是那么太热衷。

因为农行历来就是国家在办的一个银行，那些行长、副行长，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创业者。当征税权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消费没办法变成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老百姓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收入。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能够超出今天的所见所闻，看得更远，不只是看到未来更远，也可以看到过去，历史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市场的市值相对于GDP的水平这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也有它的问题，它没办法反映质量。

新京报：现在有呼声说要拓宽融资渠道，推出新三板市场。学者的责任是看得更远新京报：你在很多文章中写到，儒家的文化实际上对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是不利的。中国每年的银行贷款四分之三或者是将近80%都是往国企里面跑，与提供就业机会相比，投入到央企中的资源和资本要比投到民企中的多很多。理由是中国还不会走呢，怎么就想跑呢？陈志武：问题是现在管得连走路都不让走，怎么能够学会走路呢？新京报：说到对资本市场的监督，我记得你有一个研究结论：媒体监督力度越高，股市市值和GDP越接近。比如，像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民间消费的依赖度等等这些，都是愿望层面的表达，而且表达了10多年了。新加坡最近这些年非常努力地争取更多全球的金融业务，他们尽最大可能给予税收、移民等方面的优惠，让更多的人把他们的业务，他们的公司搬到新加坡。

据你了解，还有哪些国家采用这种制度？陈志武：好像没有。比如，农行上市融资2000亿，但是对多数老百姓来说，农行的上市除了融资以外，不会感觉到我也可以打造下一个农行，不会感觉到可以像农行行长那样创办自己的企业，然后让我的企业上市。

新京报：说到华尔街，你认为下一个华尔街会不会诞生在中国，有没有这个机会？陈志武：会有机会，但是成为现实也许要100年。金砖四国里，巴西也不是这样的。

陈志武：这都是从绝对数字来看的。在我看来，现在不管是几板还是几个交易所，都是行政管制的结果，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竞争和差分化，没有自然的差分化的过程来选择，对二板、三板、一板、主板做一些区分。

就是说，它的就业净贡献率是负的，而不是增加的。新京报：中国的情况呢？陈志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依赖，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新京报：因为金融危机，有人觉得中国的创新速度其实要慢一点，监管要严一点。记者：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胀，应该如何应对？陈志武：明年的通胀看起来会比今年要厉害一些。

既然是还不知道的事儿，那监管者怎么知道如何监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新京报：你认为香港有可能出现华尔街吗？陈志武：香港的监管比上海要少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管制太多了以后，实际产生的效果跟愿望正好相反。

本来不打算买房的人会被诱导着去买。这次央行25个基点的利息上调，具体地把这个信号发出来。

质量检查机构，是不是要他们存在？肯定是要。股市的融资是很重要，但是股市给社会带来的创业、创新的榜样作用，是股票市场更大的贡献。

当然，大家都知道东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更多是因为日本过去这些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有这么多的储蓄，日本的经济又是世界第二，所以东京成为日本的金融中心，这一点就让东京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里面地位比较高。新京报：蒙牛伊利诽谤门事件，最近很热。管制太多导致事与愿违新京报：目前，中国对上市资格实行的是审批制。我所看到的一些数据表明，从1997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总体上每年往国企里面投资的金额是民企投资的两三倍，最高的时候是4倍多。

之所以执行起来很难，就说明基础制度的安排就是那样的，转型艰难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

陈志武：对，经济的自由度程度越高。就好像我们说GDP的增长速度只反映一个方面，这个速度并不能够代表质量。

尤其是前些年所谓国家免检等对权力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些表现。因为人民币实际上也在贬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会给通胀带来一些因素。